6月27日，美食家、专栏作家、电视节目主持人蔡澜微博发布消息：
蔡澜先生于2025年6月25日(六月初一)，在亲友陪同下，于香港养和医院安详离世。
遵从先生意愿，为免叨扰亲朋，不设任何仪式，遗体已火化。
在此感谢各位对蔡澜先生的关怀。
新京报书评周刊曾采访蔡澜先生，今日重刊此文，以示纪念。
蔡澜：作家的生涯，就是我想过的日子
采写｜新京报记者 张畅
蔡澜，1941年生于新加坡，祖籍广东潮州，现居香港。作家、生活家、美食家、电影人、主持人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顾问，《新周刊》年度生活家。与金庸、倪匡、黄霑并称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
一次，夜间坐飞机，突遇气流，颠簸不止，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，蔡澜却一直在喝酒。飞机稳定后，那人不解：“老兄，你死过吗？”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，说：“我活过。”
作家、电影制片人、美食家、旅行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篆刻家、鉴赏家、电视节目主持人……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，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，蔡澜接过话筒，一如既往地笑眯眯：“怎么叫都好，我都很感谢。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在香港，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，简短、轻松、易懂，书籍、电影、旅游、美食、时尚、人生，声色犬马，家长里短，无所不包。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，或菜单上标出“蔡澜推荐”四个字，招徕顾客。做过四十年电影监制，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；写专栏，出了上百本书，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，写食评，开餐厅；录制旅游节目，创办“蔡澜旅行团”，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。蔡澜可谓不负“我活过”三个字。
好友金庸评价他：“见识广博，琴棋书画、酒色财气、吃喝嫖赌、文学电影，什么都懂。他不弹古琴、不下围棋、不作画、不嫖、不赌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，于电影、诗词、书法、金石、饮食之道，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。”倪匡则调侃道：“这样一个人，来自哪一个星球？在地球上多久了？看来，是从魏晋开始的吧？”
香港四大才子。金庸、倪匡、蔡澜、黄霑（左起）
四十年一觉电影梦
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
1941年，蔡澜生于新加坡，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，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。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，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，看戏，发呆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1959年，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，期间被邵逸夫看中，半工半读，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，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。六年后，蔡澜回香港定居，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，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，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。在成龙主演的《龙兄虎弟》《福星高照》《城市猎人》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，“监制：蔡澜”的字样十分常见。“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，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，其实那是挺痛苦的。”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，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三十九部赚钱的，一部“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”，结果却是无解。
蔡澜和成龙。
“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，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。”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四十年后，恍然大悟：“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，它是很多人的。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‘蔡澜作品’，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。”自称“个性非常孤独”的蔡澜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”，逐渐感到无味，于是转向写作，写起了专栏，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，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“蔡澜作品”了。
折磨？雅癖？
写作能把快乐传给很多人
转向写作后，蔡澜在香港《东方日报》《明报》《壹周刊》上开设专栏，写美食美景、鱼虫花鸟、情感婚姻、人生杂感，创作进入井喷期，每天能写上几篇。他不断旅行，不断“吸收、学习，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”，所以从来不愁灵感。每天清晨六点，蔡澜起床，看电视、读报纸、给金鱼换水、侍奉花草，“一直不肯坐下来写”，但只要坐下来，就文思如泉。有人质疑三十年出书逾二百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，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，“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”，写完之后改一次，放起来第二天再改，传真给报馆，编辑改好后传回来，再改。如此反复。念书时，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，带朋友去玩。他坦言，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，“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”，然后走进一家书店，指着书架对店员说，“从这边到那边，我都要”。后来，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：“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。总觉得要做点事情，留下点记录。”
蔡澜为读者签名。图片源自网络。
“写作是折磨，还是雅癖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明明白白知道，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。”如今，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，写作的间隙，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。“菜市场就像一面‘照妖镜’，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。”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就像“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，必须从容不迫，悠闲地选择”。在他眼中，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，“好像在说：买我买我！”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，心满意足回家去。
快乐的秘诀
艰难时代，依然能找到生活乐趣
“睡起莞然成独笑，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，云淡风轻，悠然自得。清晨或深夜，不入眠时，蔡澜会挥毫走笔，临摹《心经》。家中的墙壁上，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：“自性真清净，诸法无去来。”年轻时“个性扭捏”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“不好过”，于是决心“扭转过来，把自己变得开朗”，他暗下决心：“我决定活得有趣。”“人家快的时候，我们慢；人家慢的时候，我们快，要跟人家不同。卖蛋卷，人家都卖甜的，我就卖咸的。这是思考的态度。一般人都是很闷的，他们最坏了，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。”蔡澜话音落，掌声起。自诩为“快乐教主”的蔡澜外出时，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，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，正中间的便是他，在树下打坐，眯着眼朝众生微笑。问起人生观，蔡澜想也没想：“吃吃喝喝咯，快乐咯，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，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，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。”抱着“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”的信念，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。此次来京，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，打算回去写写看。
苏美璐为蔡澜的书所作配图之一，夜宵。
除吃喝外，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。一次，“蔡澜旅行团”去到日本小千谷，冬天，大雪封山，妇女们用麻搓成绳，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，布料薄如蝉翼，在雪地里立起来，有了形状，“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，非常舒服”。在电影、写作、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，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，“你一讲，一批评，就要吵了，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。”停顿片刻，补一句：“他们也不配和我吵。”他看不惯的，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“吃货”：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‘货’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‘货’这么恶劣呢？不是在作践自己吗？”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，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，蔡澜的解决办法是：“不去想啊，逃避啊，吃吃喝喝啊。逃避很好呀，兜一圈回来，又很快乐的。”“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，最讨厌的是担心、难过、悲伤、痛苦、忧郁和沮丧这几样，我当它们是敌人。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，最好是逃避。”在金庸看来，这是个“真正潇洒的人”，“真正的不萦于怀，一笑置之”。
《没有什么了不起》
作者：蔡澜
插画：苏美璐版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6月
在新书《没有什么了不起》中，蔡澜写道：“天下总分几种人，有的不肯进取，不肯学习，就那样过一生。有的肯搏，出人头地。”当被问及属于哪种人时，蔡澜并没回答快乐云云，而是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当然是搏命的人。因为我很爱生活，很努力地在学习、吸收。”可是，你又追求快乐、放松和有趣啊。“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，快乐的秘诀就是，先勤快，先赚钱，然后再讲快乐。”怎么样才能找到生活中的美学呢？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家家都很穷，一个苏州男人经过食堂，看到湖里的浮萍，俯身捞回家，放在家里养。”蔡澜将手杖立在桌边，伸出一根手指，“在一个艰难的年代，还能找到这么一点乐趣，就是生活美学了”。“被这个时代推着，你不给我别的机会，那我就从中找到别的乐趣。”后悔过吗？“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。”
对话蔡澜
要做这个世界好玩的人
金庸曾这样评价蔡澜：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。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，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，若无其事，不但外表如此，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，一笑置之。”以“吃吃喝喝，快乐有趣”为人生观的蔡澜却说，自己是“搏命的人”，不过是用早年的勤快换得今天的快乐而已。
以文字为业
“一个作家不写，就死了”
新京报：新书书名叫《决定活得有趣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活得有趣？
蔡澜：不知不觉中，我不晓得，也没有去想。我想大概十几二十岁吧。我是一个个性很扭捏的小孩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我周围的人、家里和朋友都觉得不好过。我就说，不行，我要扭转过来，把自己变得开朗一点。
新京报：这个过程难吗？
蔡澜：不容易的。但我认为凡事只要决心去做，总有一天你做得到。对我来讲，花费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大概一年半载就做到了。
新京报：你在书中写：“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。”怎么就错了呢？
蔡澜：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。
新京报：做一名普通观众与置身电影产业的最大不同是什么？现在看，两者有和解的可能吗？
蔡澜：非常不一样，没有做过的人就不了解。很难和解，至少我做不到。不是因为是观影人或制片人的关系，而是我发现我的个性非常之孤独，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，它是很多人的。好莱坞片子的片尾字幕出来，要出十分钟左右，几千上万人才能拍一部电影。所以如果说“这是某某的作品”，就有一点过分了。我也想说一部作品是“蔡澜作品”，但是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。
《我决定活得有趣》
作者：蔡澜
插画：苏美璐版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6月
新京报：所以才转向写作？
蔡澜：是，因为写出来的是我的作品。
新京报：和做电影相比，写书的乐趣有什么不一样？
蔡澜：自由多了，因为不必考虑到宏大的制作费用，不必考虑到剧组里好几千人的心情。
新京报：你在书中说自己是“极不负责任的写作人，说几句做人要开朗、豁达，拍拍屁股就走”。30年出版了200本书的动力是什么？既然是“不负责”，为什么而写呢？
蔡澜：是你自己的作品，你对你写的东西、你的书负责嘛。我发现，我写出来能够把我的快乐带给很多人。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。
新京报：也有人质疑说，是不是写得太快了？
蔡澜：如果是整天躲在家里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写得出。我是不断旅行，每天不断吸收、学习，吞进去的东西都够我吐出来的。其实我写作不快，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，这是我爸爸教我的，写完之后改一次，第二天再改，可以看出很多问题。然后用传真传到报馆，他们传回来，再改。
新京报：写作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？
蔡澜：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写。东摸摸、西摸摸，看看电视，养养金鱼，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，但是一坐下来，就写。就那么快，不需要灵感，因为文字是我的职业。
新京报：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变成你的职业？
蔡澜：一开始就是。最早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写，我要赚很多稿费带我的朋友去玩。
插图。苏美璐绘。
新京报：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？除了带给人快乐，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？
蔡澜：我每天6点起床，看看电视、读读报纸、回邮件，晚上10点睡下，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时间不够用的。不过写作现在是很轻松的，一个礼拜写一篇。自己觉得要做点事情，留下一点记录。一个作者不写，这个作者就死了。
新京报：回看这几十年的写作生涯，你所写和别人所写有什么不一样？
蔡澜：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。你来书店里走一圈，发现自己写的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去大英博物馆看看，更是吓死了。所以写了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要想着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流传于世。一百年后，又会有谁认识你呢？所以不要想太多。所有的困难和烦恼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想开了就没什么了不起。
食色性也
“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”
新京报：“蔡澜旅行团”是怎么成立的？现在怎么样了？
蔡澜：现在还有。接下去要去日本新潟，一个产米的地方，去吃水蜜桃。我之前的工作都是蛮被动的，我拍了一个节目，到处去吃、旅行。我一些朋友就说，这么好的地方你带我们去吧。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带，所以组了个“蔡澜旅行团”，不定期带着大家去玩。我准备好了就通知大家。这个旅行团的好处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在旅行团里面，不替人家做广告。
新京报：旅行对你而言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是美食吗？
蔡澜：很大部分是的，还有就是当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。我们去过一个叫小千谷的地方，冬天给雪封住了，不能出去，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布，织完之后把布铺在雪地上，一铺布就竖起来，变得有形状了，薄得透明，像蝉翼一样，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，非常舒服。一块布做一件衣服大概要七八万块钱。
新京报：你也爱酒？
蔡澜：当然。不过喝酒，快乐就好，微醺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不需要喝太多，喝多了就不好了。全世界有两种东西最重，一种是书，一种是醉倒的女人。
新京报：从美食评论家，到开美食坊的过程是怎样的？开美食坊，从文人到生意人，最大的转变是什么？
蔡澜：看开了也没什么，没什么艺术家和商人的分别。
插图。苏美璐绘。
新京报：和日本相比，中国人对美食的态度似乎仅仅停留在感官的享受，缺少精致感和敬畏心。
蔡澜：我从来不评论的，一讲就要打架了，大家都以为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是对的，从来不去检讨，你一讲，一批评，就要吵了，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。而且他们也不配和我吵。
新京报：大陆流行“吃货”文化，年轻人喜欢自嘲为“吃货”。你怎么看？
蔡澜：我的理解是作践自己咯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“货”呢？这是非常之不好听的名字。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“货”这么低，这么恶劣呢？
新京报：你的人生观如何？
蔡澜：吃吃喝喝咯，快乐咯，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，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，希望明天活得比今天更好。
新京报：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吗？
蔡澜：有过。
新京报：很长一段时间？
蔡澜：也有过。
新京报：怎么熬过来呢？
蔡澜：不去想啊，逃避啊，吃吃喝喝啊。解决不了的，我马上逃避。逃避很好呀，兜一圈回来，又很快乐的。
搏命的人
“一刹那的光辉，总比一辈子平庸好”
新京报：你在书中写：“天下总分几种人，有的不肯进取，不肯学习，就那样过一生。有的肯搏，出人头地。”蔡先生属于哪种人？
蔡澜：我当然是搏命的人。因为我很爱生活，很努力地学习。我是非常之努力、勤快的人。
新京报：但同时你又喜欢让自己放松，爱快乐，怕安稳。
蔡澜：因为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，先勤快，先赚钱，然后再讲快乐。
插图。苏美璐绘。
新京报：快乐的秘诀就是要勤快？那怎么样才能做个有趣的人呢？
蔡澜：每天大笑三百声。要去找有趣的人，有的人讲话无聊，你就离开他；有的人有正能量，就要去接近，感染一下。有烦恼，就逃之夭夭。解决不了的，就逃避吧。
新京报：《没有什么了不起》中写：“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只能在某一段时间，做某件事。”你现在主要在做哪件事？
蔡澜：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几件事，从来没有只做过一件事。我做电影的时候开始学书法。这是我母亲教的，人要多一点求生本领，一件事你做到不想做了，就可以做别的。求生本领越高，你的自信心越强。因为人总是怕又老、又穷、又病，但是你有很多求生本领的话你不怕的。
新京报：你的求生本领是什么？
蔡澜：我可以在街边替人家写挥春（春联）啊。
新京报：你说自己到了年纪，“天不怕地不怕”了，现在还有什么是让你害怕的？
蔡澜：没有。
新京报：不怕质疑？
蔡澜：不了解我的人总觉得糟老头喜欢讲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也鼓励年轻人多学点东西，遵守诺言。
新京报：如果要给年轻人几句忠告，你会说什么？
蔡澜：我给年轻人的忠告从来都和我妈妈爸爸教我的一样：守时，守诺言，尽量对比自己年纪大的人好一些，孝顺。第一，要比别人做得好，就要比别人少睡一点，看书学习，年轻人不要睡太多，老了自有棺材给你睡；第二，要有个方向，让自己活得好一些；第三，你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，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采写：新京报记者 张畅；编辑：张畅，徐学勤，张进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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